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抚顺市林权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抚政办发〔2010〕12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抚顺市林权登记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抚顺市林权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林权管理，规范林权登记工作，维护森林、林木、林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林权登记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林权，是指国家、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个人所有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的使用权。


本办法所称林权权利人，是指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拥有者。


本办法所称宗地，是指权属统一，界址线闭合的地块，是林权登记的基本单元。


第四条 林权登记包括初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第五条 市、县（含区，下同）人民政府是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登记发证机关。林权登记发证的具体事务由市、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林业主管部门）办理。


国家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森林、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市、县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林权证，确认所有权或使用权。未确定使用权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由市、县人民政府登记造册，负责保护管理。


第六条 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二章 林权初始登记


第七条 凡未进行林权登记、发放国家统一式样林权证的宗地，林权权利人应当向市、县林业主管部门提出林权初始登记申请，办理林权初始登记。未经初始登记，林业主管部门不得办理该林权的其它登记。


第八条 林权登记的申请人为林权权利人。


（一）国有（包括国合）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由国有森林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申请林权登记；


（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由所有者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申请林权登记；


（三）以家庭承包或其他形式承包获得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的由林木所有者申请林权登记；


（四）退耕还林的，由林木所有者申请林权登记；


（五）自留山的林木和林地，由自留山权利人申请林权登记；


（六）国合林以外的共有林，由林木共有权利人共同申请林权登记。


由受委托的代理人提出林权登记申请的，应当向林权登记机关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九条 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对已经受理的林权登记申请，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森林、林木和林地所在地进行公告。公告期为30天。


第十条 申请林权初始登记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林权登记申请表；


（二）公民身份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的委托书；


（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权属证明文件；


（四）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一条 林权登记机关对林权登记申请材料依法进行审查，确保登记依据充分、内容准确、程序合法、发证准确无误。


第十二条 经审查符合下列条件的林权登记申请，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应当在受理之日起2个月内予以登记发证。


（一）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座落位置、四至界址、面积或株数等准确无误；


（二）林权证明材料齐全合法有效，无权属争议；


（三）林权附图中界址、明显地物地貌标志与实地相符。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应当作出不受理、暂缓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决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


（一）林权权属存在争议的；


（二）在公告期内，有关利害关系人对登记申请提出异议的；


（三）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期间的林权；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林权变更、注销登记


第十四条 林权发生变更的林权权利人应到初始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对林权权利人所提交的林权登记申请表、林权证、林权依法变更的有关证明文件等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合法有效的及时给予办理林权变更手续，重新核发林权证，原林权证注销并收回。


第十五条 因继承或赠予发生的林权变更，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应当给予变更登记，林权权利人应当提供下列相关材料。


（一）继承、赠予的遗嘱或协议；


（二）财产分割协议；


（三）继承或赠予的公证书、鉴定书、裁决书；


（四）与继承人或受赠予人有利害关系人员的同意继承或赠予的有效材料和证明；


（五）林权权利人死亡的，应当提供户口注销证明。


第十六条 森林和林木进行皆伐类采伐作业的，林权权利人应及时到初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应当在林业主管部门开具林木采伐许可证时，根据森林采伐作业设计变更或标注林权证相应记载。


第十七条 林地被依法征用、占用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造成林地灭失的，原林权权利人应当到初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林权登记发证机关根据征用、占用和林地灭失的现状对原林权登记档案及林权证进行变更或注销标注。


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应当在发放征用、占用林地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同时，变更或注销被征用、占用林地的林权登记。


第十八条 已经登记核发的林权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应当收回林权证，并变更或注销林权登记事项。


（一）伪造发证依据或一方当事人隐藏、毁灭有关证据的；


（二）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工作人员在发放林权证时徇私舞弊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发放林权证的；


（四）有足够证据证明该林权证属错误发放的；


（五）林权登记失实或填写核发错误，林权权利人无正当理由不办理变更登记的；


（六）国有、集体所有林地被依法征用、占用已改变林地用途的；


（七）林权权利期限届满；


（八）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林权登记发证机关需要变更或注销林权登记事项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于1个月内到原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应当直接变更或注销林权登记。


第二十条 林权登记发证机关直接变更或注销林权登记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通知当事人，并在当地新闻媒体予以公告。依法变更或注销的原林权证自变更或注销之日起作废。


依法变更、注销的林权证无法收回的，应在林权登记台帐和林权证信息管理系统等管理档案上进行标注并记载尚未收回原因。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林权登记发证机关作出的直接变更或注销的林权登记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申请行政诉讼。对直接变更、注销的林权登记事项无异议或经行政复议和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由原发证机关收回并注销该林权证。


第二十二条 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应当根据生效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林权处理决定书或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决书、裁定书进行注销或变更林权登记。


第二十三条 林权证是林权权利人拥有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法律凭证，严禁伪造、变造、涂改。


第四章 林权证及林权档案管理


第二十四条 林权证由林权权利人保存，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林权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调查了解有关林权事宜时，林权权利人应当出示林权证。


第二十五条 发生林权抵押的，林权权利人应当到原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办理抵押标注。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应当在林权证信息管理系统和林权证上对某宗地抵押贷款事项进行标注。林权抵押结束时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应当撤销标注。


第二十六条 林权证遗失、灭失的，林权权利人应当在当地新闻媒体公告林权证作废后，到原林权发证机关申请补办林权证。新补办的林权证原宗地号不变，并在林权证信息管理系统和林权证注明补办原因。


第二十七条 林权登记发证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林权档案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人员和设施。


第二十八条 林权档案应当包括下列主要材料：


（一）林权登记的申请表及有关材料；


（二）林权登记台帐；


（三）有关调查材料和核实确认材料；


（四）有关图表、数据资料；


（五）原始数据录入的电子文档；


（六）处理林权纠纷的文件和相关材料；


（七）其它应当存档的文件及资料。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探析

尚绪芝


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在很多朝代的法律中都给以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夫一妻制”原则极遭到破坏，实际上“一夫一妻多妾制”却是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制度的常态。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一夫一妻制 宗法制度 婚姻制度

当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即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之后，社会生活在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婚姻制度方面亦是如此。虽然在古代社会法律很早就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但是在古代社会的生活实践中盛行的确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笔者初步归纳出如下原因。

一、原始社会婚姻遗风的影响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无论传统是什么样的，无论我们的好恶如何，也无论我们主观上如何想抛弃它，……但事实上它却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一切的一切，仍是在传统的影子下渐进，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积累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传统对于事物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的遗风对于文明社会婚姻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随着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几种形态：
群婚。在该婚姻形态下，两性之间的结合是一种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正如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男女杂游，不媒不聘”。
兄妹通婚。在该婚姻形态下所形成的婚姻规则是：不允许不同辈份之间的相互性交行为，只允许同辈的男女通婚。
族外群婚。该婚姻形态下的婚姻规则是：排除了同一氏族内部兄妹之间的通婚关系，规定男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女子为妻，女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男子为夫。与现代婚姻完全不同的是夫妻双方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各自属于所生活的氏族。丈夫到妻子那过婚姻生活，晚上去早晨归。一个男子在一群妻子中可能有一个主妻，女子亦然。一群兄弟共妻，一群姐妹共夫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对偶婚。这种婚姻制度下，婚姻基本上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是极不牢固的。婚姻关系松弛，双方只要有一方不愿维持婚姻关系便可解除。[1]
　　由以上原始社会的婚姻形态看，从来就没有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观念。这种婚姻遗风对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婚姻制度有直接影响。
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始端是夏朝，法律制度也是肇始于夏朝。但是由于夏朝国家初建，刑事法律制度尚非常不发达，更不用说民事法律制度了。[2]所以通过法律规定婚姻制度更是没有提上日程，所以众多的法律制度史的教材中对夏朝的婚姻制度都没有提及，而且在夏朝的法律制度中，习惯法是非常重要的渊源，很多法律制度都是直接来源于古老的习惯。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夏朝的婚姻制度主要是沿袭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这样说来原始社会的婚姻遗风必然被带到了文明社会。继夏之后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在婚姻制度方面从来实行的都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1]

二、古代婚姻功能观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婚姻问题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因为它是人伦之本，没有它，中国古代社会围绕着婚姻家庭的诸多价值观都无从体现。正因为如此婚姻也常常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大事，给以高度关注。
中国古代的先民对于婚姻的功能或作用持有什么样的认知呢？《礼记·婚仪》篇中的“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功能观。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婚姻完全是以家族而不是以两性自身为中心的，承载着“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这样的两大社会功能。
从宗族的延续方面看，宗族的延续和壮大首要的一个条件是宗族的人丁兴旺。可是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人口的自然死亡率较高，在再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人口的自然增长缓慢。据资料统计，从夏初到春秋战国之交的1600多年中，中国人口大约增长了1.7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0.6‰。从战国初年到清末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口在2300多年增长了16.6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1.2‰。[2]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能生育人口——妻妾基数的方法来弥补人口自然增长缓慢的不足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从祖先的祭祀方考察，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祀权是一种神圣的权利，一般来讲，只有男性才享有祭祀权，妇女被当然地排除在外。如果家里没有男性的话，则会被人耻笑或鄙视，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口训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将“无后”看成是对父母甚至是对对祖先最大的不孝。在这种观念的趋势驱使下，又衍生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多子多孙多福气”的观念。总之，为了长久维持神圣的祭祀权利，就要保障本族的“香火不断”，为此“一夫一妻多妾”制又成为古代中国的一种现实选择。

三、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绝对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子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或统治地位，说明这一点的证据可以信手拈来。
从男女性别比例看，学者姜涛在其著作《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中，在大量引用、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男多女少的事实并说明了原因。他说：中国传统人口的性别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总体上并非男女持平，而是明显呈男多女少的高性别比。这种性别比结构，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礼教，尤其是溺弃女婴习俗长期作用的结果；此外，育龄妇女卫生条件差以及女性人口的漏报也是造成传统人口高性别比的重要原因。
从男女的社会角色看，中国古代基本上仍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架构。男性主宰着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女性活动的范围被局限在家庭领域，仅仅从事辅助性的劳动。在社会角色方面，如果说男性是主角的话，那么女性充其量仅仅是个配角。
从男女在的家庭中的地位看，男性是家庭的主宰，承担着保证女性（及家庭）安全、供养家庭的责任，同时架起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在家庭生活中男性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这从中国古代社会极力宣扬的“父权和夫权”就能体现出来。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要给男性提供各项舒适的，对男性要服从、顺从、忠贞，同时还承担着“相夫教子”、“敬老护幼”的基本职责。这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
在男尊女卑观念的强压下，广大的中国古代妇女找不到自己的独立位置，反倒认为委身于男性为妻、为妾是其必然的选择。这样的观念为“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盛行扫清了意识障碍。

四、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的身范作用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皇权崇拜”的社会，人们对“皇权”、“皇帝”的景仰达到极至，因为皇权是整个国家唯一核心。其代表者皇帝掌控国家一切权力，且不受任何限制。而皇权与皇帝又常常与“尊贵的神”联系在一起，而古代先民对神的景仰不亚于对皇帝皇权的景仰。在“皇权崇拜”的社会，一般人都会认为皇帝的所言、所行都是对的，都是值得效仿的，都是应该遵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又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尊君，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等价值观念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尊君意识。强烈的尊君意识也强化了人们对皇帝行为的争相效仿。在婚姻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家庭经济能力能够承受“多妾”的现实。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是一普遍现象。墨子曾描绘过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统治者的妻妾状况，他说：当今之世，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秦始皇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每灭一国，都将其宫女掳至咸阳，作宫室以藏之，史载当时“后宫列女万余人”。史载汉武帝时期后宫佳丽数万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皇帝均以多妻为荣，故而推定后宫人数亦不少。其他朝代的皇帝也是如此，在此不一一列举。
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从皇帝的儿孙数也可反映出来。一个皇帝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儿子的现象并不罕见，西汉景帝就有十三个儿子，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康熙皇帝有三十五个儿子。[1]

以上仅从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婚姻制度是一个复杂多面的问题，受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囿于篇幅和水平所限，以上几方面仅仅是就教学过程中的积累的初步思考。


作者简介：
尚绪芝（１９７３—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等课程的教学，职称讲师，最高学位法学博士。
通讯地址：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天津市河东区程林庄路６３号）　邮编：３００１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