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权处分的物权理论基础

孙 毅


目 次


一、无权处分与区分原则
（一） 确立区分原则是妥当处理无权
处分的基础。
（二） 我国立法上的困惑--无权处分
的后果究竟落在那里
二、无权处分与抽象原则
（一）移植或放弃
（二）公示效力核心模式下的无权处分
三、结论



论无权处分的物权理论基础

孙毅


无权处分是经济生活中常常发生的现象，对无权处分加以法律调整时，涉及复杂的多方法律关系，其法律规范的构成，踞于债权法与物权法的结合之点，直接反射出一国民法典植根的法理基础的要求，是民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物权法的一系列基础性原则问题展开了争鸣，但对许多重要的法律原则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而无权处分问题的研究恰恰需要一个理论平台作为基础，因此本文从探讨无权处分的若干理论基础着手来研究无权处分的法律构造。
一、无权处分与区分原则
区分原则是指将物权变动和原因行为的构成要件相区别的原则。区分原则又叫分离原则，在德国，区分原则是其民法物权体系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我国研究德国物权法的学者对该原则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分离原则的建立不但符合物权为排他权而债权为请求权的基本法理，而且被民法实践证明是一条分清物权法和债权法的不同作用范围、区分当事人的不同法律责任的行之有效的原则。①根据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交付也是一个契约。物权有自己独特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的法律根据，即：“合意”。该概念是德国民法专门创造的，目的在于将它与债权中的合同明确地区分开来。②这样，在一个买卖过程中，除了当事人间的买卖合同行为之外，还必须有一个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意以及一个移转价金所有权的合意，才是一个能产生物权变动的完整交易过程。这样就有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行为：一个是使当事人间产生转移标的物的给付义务的合同行为称作“债权行为”，在不同的对称下又叫做“原因行为”、“负担行为”；另一个是使标的物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法律行为，称作“物权行为”、“处分行为”。
（一） 确立区分原则是妥当处理无权处分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探讨无权处分正是利用了德国法的概念工具的。与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反的情形是，在法国或日本，物权变动被视为合同的直接效力，即所谓的意思主义立法。法国民法典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因继承、生前赠与或者遗赠，以及因债的效力，取得与转移。”第1583条规定，“当事人一经对标的物与价金协议一致，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买卖即告完全成立，且买受人对出卖人依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这是法国民法典关于买卖合同与所有权变动关系的一般规定：买卖合同成立，所有权转移，不需交付。因此，法国民法典不存在区分原则，也就没有独立于合同之外的的处分行为。立法上是否以区分原则来安排债权效力与物权变动的关系对无权处分的影响很大。甚至在什么是处分行为这个基本问题上都会发生根本分歧。王泽鉴先生曾对处分的概念做过分析，认为其意义有广狭之别：最广义之处分，包括事实上及法律上之处分。广义之处分，仅指法律上之处分而言。狭义之处分，系指“处分行为”而言。③在不采区分原则的意思主义立法中，处分包含于合同行为之内。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的人通过合同转移特定物所有权的行为。就他人之物订立买卖合同，即使尚未交付标的物或尚未办理登记手续，也属处分。处分行为无法从合同中独立出来。
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不加分离，涉及无权处分的场合，会产生理论上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表现为：债的产生和物权变动的发生是同一个法律事实的效力。但是，因无权处分而使债的效力不发生，在某些场合殊不合理。若仅认为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那么等于赋予了债的效力与物权变动以不同的构成要件，这就违反了意思主义的逻辑。
以采取意思主义立法的法国为例。由于不存在负担与处分的分离，有无处分权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了合同的效力。物权变动于合同生效时完成，无需登记或交付。处分权利的行为是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完成的，所以，出让人有无处分权成为合同能否生效的要件。纯从理论上推导的话，处分他人之物而无处分权，其结果自然是因要件的欠缺而产生对合同效力的否定结论。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无效；买受人不知出卖物属于他人时，出卖他人之物得引起损害赔偿。”即直接体现了这一逻辑。但是实践中对于出卖他人之物不能一概否定合同的效力使合同无效，也不能使物权依欠缺处分权的合同意思表示而转移，所以产生了理论上的不协调。学者采用法解释的方式对该条适用作了修正与限制。认为“第1599条关于买卖合同无效的规定，原因在于买卖合同直接引起所有权变动。所以，如果买卖合同不直接发生所有权转移，就不适用该条的规定。买卖合同只确立所有权转移的义务时，出卖人无所有权，不影响买卖合同本身效力。出卖他人之物时，如果所有权不直接通过买卖合同转移，不管是所有权转移需通过种类物的特定化，还是出卖人通过合同使自己负有义务向买方转移缔约时属于他人之物，买卖合同都有效。”①而且，“当今统治说认为，此处‘无效’乃是相对无效。”“只有买受人才可以主张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追认买卖合同有效。这与德国法中的可撤销性相类似。”②按法国当今观点，出卖他人之物，要么不适用第1599条，那么合同有效；要么适用第1599条，买卖合同相对无效，买受人可单方决定买卖合同有效，以使出卖人承担契约责任，也可主张买卖合同无效，以使出卖人承担缔约责任③。其结果实质上是要求对个案一一考察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以判断是否包含使物权直接发生变动的愿望。判断的结果在于买受人是否享有和是否行使撤销权。但对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能否引起所有权移转没有明确结论。虽然这种解释以牺牲立法主义为代价，但仍然没能换来理论上的一贯性，其原因在于立法上不区分负担与处分的不同要件与效力。个案判断的妥当性毕竟不能代替理论上的协调性。
在日本，物权的变动无需交付或登记作为形式。依据《日本民法典》第176条的规定：“物权的设定及移转，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因此属于意思主义立法。《日本民法典》第176条在只要意思表示即可转移所有权这一点上，究竟是指债权性的意思表示抑或物权性的意思表示呢？由于不明确，所以有学者认为是指物权合同，被称为独立性肯定说。认为“以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为前提，把第176条中的意思表示看作是物权的意思表示，这无论从体系上还是逻辑上来看，都是妥当的。”④否认说则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如果要独立存在，需要有别于债权的意思表示的特征。由于日本民法没有采用形式主义，因此将两者区别开来没有什么实际益处。⑤但该法第560条规定：“以他人权利为买卖标的时，出卖人负取得该权利并移转于买受人的义务。第561条规定：“于前条情形，出卖人不能取得其卖掉的权利并移转于买受人时，买受人可以解除契约。但是，如果买受人于契约当时，已知该权利不属于出卖人，则不得请求损害赔偿。”说明在特定场合下，立法上仍然区分了债的发生和物权变动的不同效力。学说上只能把这种区分当作意思主义的特例，而不能作为一项区分原则。“认为特定物所有权的转移时期，只要法律上没有障碍，原则上应该是合同成立之时。”①买卖他人之物时，不产生所有权转移的效果，但卖主将他人所有的特定物出售并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后，如果没有同买主转移所有权的时期、方法方面的特别约定，该物的所有权即使没有任何意思表示，也应理解为卖主在取得所有权的同时将所有权转移给买主，这是由于失去了法律障碍的缘故。②产生特例是由于：一方面，在法律观念的价值取向上无权处分一直被法律否定评价，但具体到制度层面若坚持意思主义的逻辑，无权处分特定物的合同行为若得使物权发生变动，等于肯定了无权处分，将构成对权利人的危害；反之，无处分权势必成为否定合同全部效力的根据，亦不合理。但在采取区分原则的形式主义立法上，合同行为本身只产生交付标的物转移所有权的债的负担，并不直接危害权利人的权利，也就没有理由否定合同的效力。产生特例往往可以说明理论架构中存在某种不适应需要的成分。
无论法国或日本，采意思主义立法的国家对待无权处分的问题时，都表现出某种“区分”的特例。可见“区分”是解决无权处分的关键一环。意思主义立法与德国形式主义立法在“区分”问题上的不同在于：德国形式主义立法以区分为原则，区分的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意思主义立法以区分为例外，区分的是合同的债的发生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而且，这种区分并不使物权变动建立在一定的“形式”基础之上。无论哪种“区分”，都力图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使处分权的有无不致影响到合同的债法效力。
（二） 我国立法上的困惑——无权处分的后果究竟落在那里
在我国无权处分的后果究竟落在那里，梁慧星先生负责的课题组提交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7条与我国《合同法》第51条、第132条给出的是不同的答案。《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7条规定了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该条规定：“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自合法成立之时生效。在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时，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③也即：合同效力不因物权变动不能发生而受影响，使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和效力得以分开。而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是：“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据此可以得出如下两个判断：这里所讲的合同不是指物权合同；④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没能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不生效。与之相应的，《合同法》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虽然没有规定“有处分权”是物权变动而非原因行为的要件，但这是区分原则的固有之意。《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显然并不是建立在区分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无处分权则合同无效在制度安排上是不合理的。首先，这是一个价值取向上的错误。无权处分的制度价值在于排除对物权人的侵害而非否定合同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仅于合同当事人间发生债的效力。并不构成对物权人的侵害。虽然有学者主张合同法第51条、第132条的规定，“此与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的规定相同”。①但问题是在我国，物权变动不会基于合同效力直接发生，这与意思主义立法的“一体原则”不同。其次，干扰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被当事人用以安排自己利益时是一个私人的领域，因无处分权就将合同无效的事实强加于当事人身上，可能违背当事人的意志。买受人为使合同有效就要确保出卖人有处分权，必然增加买受人交易成本，妨碍交易顺利进行。再次，这种制度安排与出卖人的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有内在的理论冲突。我国《合同法》第135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第150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两项条文规定的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保证无权利瑕疵的义务都是合同上的义务。发生无权处分时可追究出卖人的违约责任，正是这两项条文的功能所及。然而依据51条、132条，合同无效就不存在违约责任的问题。等于使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和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功能落空。
产生这种理论上不协调的因素可能有诸多方面，其中“重大误解+路径依赖”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误解之一：“无效”是较之“有效”更严厉的否定评价。这是一个习惯性的疏忽。与“有效”相比，“无效”似乎已经给出了否定的评价，但问题是这种“否定”毕竟不等于责任。“不鼓励无权处分就将合同视为无效”，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并非站在关怀合同当事人利益与自由的立场之上。而是反映出国家主义的视角。它不但没能产生“否定评价”的规范功能，反而牺牲了无过错方的利益。首先，合同无效使无过错方不能根据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有一种说法：在无权处分的处理上，否定合同的效力是重视保护权利人的静态利益；肯定合同的效力是侧重保护交易安全。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合同无效使无权处分人免除了合同责任，是侧重保护无权处分人的利益；对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却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由于合同的相对性，合同效力不可能直接及于权利人，因此以否定合同效力来保护权利人的归属安全，在手段上不合目的性。其次，合同无效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合同无效责任是过错责任，必须证明无权处分人有过错才能成立责任。合同责任则不需要证明违约方的过错。无权处分人于合同无效时，倘不被证明有过错即可不负责任，法律的天平再次向保护无权处分人倾斜。再次，缩小了赔偿范围。若因无权处分使合同无效，有过错的无权处分人只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其赔偿范围只限于信赖利益的损失。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著名的《缔约过失论》一文中，指出：“所谓契约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不是说不发生任何效力。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应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赔偿基于此信赖而产生的损害。”②信赖利益赔偿之结果，即如同契约未曾发生然。信赖利益与债权人就契约履行时所可获得之履行利益或积极利益，显然有别，履行利益赔偿之结果，契约即如同被履行然。①信赖利益赔偿只计算原告基于信赖合同有效已经支出的费用损失。使合同当事人的利益恢复到合同履行前的状态。但不计算预期可得利益损失，因此，理论上有“信赖利益不得超过履行利益的原则”。②这样就减轻了无权处分人的赔偿负担。总之，无效的处理方式牺牲了受让人的利益。没有起到否定评价的预期作用。
误解之二：否认独立的物权行为就认为物权变动是合同的当然效力。③在非物权行为模式下，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显然表现出这一理解。于是否定无权处分时，无权处分的后果落在合同上。这样，就与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关于交付或登记为所有权转移时期的规定相冲突。从我国实然法实证中可以发现，我国物权变动有赖物权公示的完成。既非法国意思主义立法，也非德国抽象主义立法。如果将这种模式归为瑞士折衷主义或奥地利 "名义与形式主义"容易产生分歧的话，宁毋不作这种类比。除非有充足的理由否定这种模式，否则该模式仍将作为我国探讨相关制度的现实的、共同的法律基础。一切法律规则的制定、移植，都必须尊重这一理论前提。立法主义的核心力量不能忽视。
路径依赖：无效处理似乎是欠缺法律要件的唯一的后果。立法上互相因袭，理论上未加区分。路径依赖源于一个传统：在国家意志主义之下，否定合同的效力仅依赖于主权者的权威，市民生活中缺乏意思自治的空间。无论立法者、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者、或者解释法律的法官们，都拥有评价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权力，大量的合同被确认无效。④“法律上的否定评价等于一律无效”的认识，一旦成为习惯思维，就将产生巨大的惯性，最终形成集体无意识。所以，无权处分则合同无效，甚至欠缺物权变动要件也致使合同无效，并非自觉选择了立法主义，实乃一种惯性的驱使。
由于以往我国的法律思维中缺乏对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所以，无权处分的否定后果往往落在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之上，造成利益的扭曲。只有确立区分原则，才能分别实现不同法领域的规范价值，即：合同领域贯彻意思自治，避免国家主义的不当干预；物权变动领域贯彻保护他人利益，避免合同自由滥用。以合同调整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以物权变动的要件调整合同当事人与交易外部之人的利益关系。
二、无权处分与抽象原则
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论证了抽象物权契约的存在。“为了清偿债务而作的交付是一个真正的契约。所以如此，是因为交付具有契约概念的所有特征：一方面，它包含了占有的现实的移转，他方面也包含转移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唯在实际生活中，此项契约常被忽视，例如在买卖标的物的场合，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交付之中亦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而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物权契约。”①使物权合意独立于原因行为而存在，并具有无因性，即为抽象原则，其堪称德国法学的特色。
（一）移植或放弃
对待物权行为及无因性理论是移植还是放弃，一直是困扰物权立法的问题。在无权处分这一法学问题上也无法绕开这个理论前提。
从法律功能的角度去分析，抽象原则在解决“无权处分”问题时确有其价值。首先，由于抽象原则是以区分负担与处分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为理论前提的，所以，在解决无权处分方面不存在债权效力与物权效力混杂的障碍，是其优势。其次，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因抽象原则的承认与否而有不同。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第一受让人在其获得交付的原因行为无效时，仍可有权处分该物。如采有因性，这时的处分就成为无权处分。所以，无因性理论在观念上减少了无权处分情形。例如：基于买卖合同，乙从甲处获得标的物所有权，乙又将该标的物转让给丙。后甲乙间的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或被撤销，但由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乙仍然取得所有权，所以乙将标的物转移给丙的行为仍属有权处分。若采有因性原则，这时就只能按无权处分处理。②再次，抽象原则具有维护物权变动连续性，保护交易安全的作用。此外，物权行为理论作为抽象思维的极致，具有解释论上的意义。
然而，仅从某一制度的法律功能分析尚不能得出应当移植的结论。因为这一抉择关乎到立法主义这一基础问题，不能不顾忌一国法律传统对法移植的影响。我国的物权变动制度并不以物权行为理论为基础。吸收抽象原则等于改变立法主义。所以抽象原则主张伊始便受到了来自于各方面的抵抗。这是法律情感上同质法的亲性与异质法的斥性的表现。法律的移植与法律理论的引入不同。前者是法律规范在制度层面上的融入，后者则仅是观念上的融入。法律理论的引入若不建立在法律规范的移植基础上，就只是一种解释论。若连同法律规范移植，那么就必须考虑诸法律范畴之间的协调性以及与一国法律传统的关系。目前，抽象原则作为一种法律理论的引入已经完成，但要上升为一种制度就必然否定我国现有的立法主义。笔者不主张这一由解释论到制度论的跨越。
首先，法律传统上，德国潘德克吞法学式的抽象思维并不被我国实务界普遍接受。与复杂化倾向相比我国更习惯于接受简化的理论。简单明了但却能达到相同法律功能的理论才是最需要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当制度达成的功能相同时，应选成本支出小的方式。择抽象物权契约理论颇具形而上的色彩，但它并没有使思考变得简单。基于无因性原则发生物权变动之后，仍然留下了复杂的债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问题。①抽象理论仅停留于形而上学的思考方法层面，虽嫌繁琐其弊尚小，若作为制度范畴，其繁琐性弊病甚大。对制度的大量解释、说明、培训、翻译考证工作需要付出成本。当事人也要为人为复杂化的制度付出制度利用成本。不动产交易当事人要将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制作成书面，形成物权合同。无因性规则造成的两次所有权移转②，带来了税收上的负担。
其次，法律的进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能将法移植视同法律革命。成文法的生命之源在于体系与逻辑。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法移植是不能以牺牲法律概念甚至法律体系为代价的。只要现有的法律资源能够实现规范功能时，就不必移植异质的法规范。异质法规范的移植甚至会带来观念的冲突。“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合同无效也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 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和一般的正义观念。很难被接受。
北京市司法局


关于下发《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所登记和年检管理办法（试行）》和《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下发《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所登记和年检管理办法（试行）》和《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司法局：
　　根据司法部59、60号令的精神，结合我市基层法律服务的现状和实际需要，为规范我市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我局制定了《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所登记和年检管理办法（试行）》和《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现将两个办法下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我局，以便进一步完善。

　　附件：
　　1、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所登记和年检管理办法（试行）
　　2、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



　　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所登记和年检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所核准登记、年检管理工作，维护基层法律服务执业秩序，根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脱钩改制实施意见》，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辖区内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包括依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设立的乡镇和城市街道法律服务所以及依据《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脱钩改制实施意见》组建的合伙法律服务所。
　　第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设立、变更、注销实行司法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制度。
　　市司法局授权各区、县司法局对辖区内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核准登记。基层法律服务所获准设立执业，须由区、县司法局颁发《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
　　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核准登记，任何机构不得以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名义开展业务。
　　第五条 设立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以农村的乡镇行政区划为单位设立；根据需要也可以以城市的街道行政区划为单位设立，但在一个街道行政区划内一般设立一个基层法律服务所。
　　辖区较大、人口较多、经济发达的乡镇，可以设立二个以上的基层法律服务所。
　　第六条 行业主管部门、社团组织、企事业单位不得发起组建基层法律服务所。
　　第七条 设立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规范的名称和章程；
　　（二）有三名以上符合司法部规定条件、能够专职从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三）有固定的执业场所和5万元以上的开办资金；
　　（四）合伙法律服务所还要有书面的合伙协议。
　　第八条 申请设立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设立申请书；
　　（二）章程；
　　（三）发起人或从业人员的名单、简历、学历、北京市居民身份证、执业资格证明，合伙发起人还须提交辞去原职的证明；
　　（四）执业场所使用证明；
　　自有住房，提交房产权证明；如需租房，应提交出租房屋产权证的复印件及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出租方的租赁协议书。
　　（五）开办资金证明；
　　提交开办资金五万元的验资报告。申请人应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六）合伙法律服务所的书面合伙协议；
　　（七）核准登记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九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只准使用一个名称。
　　乡镇和城市街道法律服务所的名称应当由以下四部分内容依次排列组成：北京市，县、区行政区划名称，乡镇、街道行政区划名称，法律服务所 。例如：北京市**县**乡镇法律服务所；合伙法律服务所的名称应当由以下四部分内容依次排列组成：北京市，县、区行政区划名称，字号，法律服务所。例如：北京市**区**法律服务所。
　　第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名称、执业场所；
　　（二）宗旨和业务范围；
　　（三）组织形式和机构设置；
　　（四）本所主任的职责、产生和变更程序；
　　（五）执业工作制度和所务管理制度；
　　（六）从业人员的聘用、处分、辞退和辞职管理办法；
　　（七）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八）开办资金的数额和来源；
　　（九）财务管理制度、分配制度；
　　（十）变更、解散的条件和程序；
　　（十一）清算办法；
　　（十二）章程修改的程序；
　　（十三）乡镇和城市街道法律服务所的组建单位；
　　（十四）合伙制法律服务所的合伙人会议的组成和职责；
　　（十五）其他需载明的事项。
　　章程自法律服务所被核准设立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十一条 区、县司法局应当自收到设立申请文件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核准，并向市司法局报告。准予设立的，由区、县司法局办理设立登记，制发核准设立的决定书，并加盖局章。
　　区、县司法局应将该法律服务所的申请文件、核准设立决定书、登记表立卷归档，一所一卷。
　　不准予设立的，区、县司法局应书面告知申请人不准予设立的原因。
　　申请人对不予登记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60日内向北京市司法局申请复议或在三个月内向区、县司法局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经核准登记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由核准登记机关颁发《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
　　《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分正本和副本。正本应当悬挂于执业场所，副本用于接受检验。执业证书不得伪造、涂改、抵押、出租、出借。
　　第十三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凭据《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刻制公章、开立银行帐户，申请收费许可证、购买发票，以及办理有关登记事项。
　　第十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在本乡镇行政区域内的大中型集贸市场、经济开发区、旅游区或者经济发达的行政村设立业务接待站（点）。业务接待站（点）应当有固定的场所，接待业务由本所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一切法律服务文书、收费票据、印鉴等均由本所提供。
　　基层法律服务所设立业务接待站（点），应当报经核准登记机关审查同意。核准登记机关应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设立业务接待站（点）情况进行登记备案。
　　第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分立、合并，变更名称、主任、合伙人、执业场所，应报核准登记机关审查同意后办理变更登记。
　　基层法律服务所分立、合并前，应提交该所财务审计报告，在区、县司法局指导下对资产进行清理。基层法律服务所因分立、合并而拟建新所，应按本办法规定的核准设立的程序办理登记手续。
　　基层法律服务所修改章程的，应当报请核准登记机关核准。
　　第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停办或者因合伙人决定解散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活动时，应到核准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提交该所主任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债权债务完结的证明书。
　　第十七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经核准设立登记后六个月内未能开业的，或者开业后停止业务活动满一年的，视为自行停办，由核准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八条 区、县司法局应当按年度将本区、县基层法律服务所设立、变更、注销登记情况向市司法局报告。
　　第十九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依照本办法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完善工作运行机制。
　　第二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设主任一名，根据需要可以设副主任。基层法律服务所主任，除应具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外，还应当有二年以上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或者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经历。
　　第二十一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主任负责管理本所行政事务和组织开展业务工作，负责向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报告工作。
　　第二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建立所务会议制度，民主管理本所重大事务。
　　所务会议由本所全体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本所的发展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二）制定本所的管理规章制度；
　　（三）审议本所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四）审议本所的年度预决算报告和重大财务开支项目；
　　（五）审议对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辅助工作人员的奖励和处分；
　　（六）其他需要提交审议的重要事项。
　　第二十三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对在本所从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实行聘用制。
　　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符合《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的执业条件和聘用程序，办理执业登记，领取《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调离、辞职或被辞退、开除的，由其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收回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报请原执业登记机关予以注销。执业登记机关应当将有关情况向市司法局报告。
　　第二十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加强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加强对其执业活动的检查、监督，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定期考核、奖励处分、辞职辞退管理制度。
　　第二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对有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规定和本所章程、制度的行为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第二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根据需要可以聘用文秘、财会、行政等辅助工作人员，参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聘用办法进行管理。
　　辅助工作人员的聘用、变更情况，应当报区、县司法局备案。
　　第二十七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组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业务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一）严格执行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业务范围、工作原则和服务程序的规定，建立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疑难法律事务集体讨论、重要案件报告等项制度；
　　（二）建立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服务质量、效率的检查、监督、考评和处分制度；
　　（三）自觉接受委托人和社会的监督；
　　（四）统一收费，公开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严格遵守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制度；
　　（五）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当事人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六）建立健全基层法律服务业务档案管理制度。
　　第二十八条 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和具备自收自支条件的乡镇和城市街道法律服务所，实行自收自支，独立核算。
　　实行自收自支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单独设立帐户，由专人负责财务工作，建立健全会计帐目，严格开支范围和审批程序，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接受财政、审计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检查监督。
　　尚不具备自收自支条件的乡镇和城市街道法律服务所，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分别实行全额管理或者定额、定项补助的财务管理形式。
　　第二十九条 区、县司法局应当每年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年度检查。
　　区、县司法局应当将本区、县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检查情况向市司法局报告。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年度检查，于每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组织进行。基层法律服务所应于二月一日前提交年检材料。
　　新设立不满六个月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可以自下一年度起接受年度检查。
　　第三十条 法律服务所应向核准登记机关提交以下年检材料：
　　（一）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执业情况报告；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副本；
　　（三）经审计机构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
　　（四）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情况报告应当全面、客观地反映上年度登记事项的变更、业务活动、执业纪律、财务管理等情况。
　　第三十一条 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交的文件进行审核，对具备继续执业条件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确定为通过年度检查，在其《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副本上加盖年度检查合格印章。
　　第三十二条 在年度检查中，对有下列行为、尚未处理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确定为暂缓通过年度检查，并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处理完毕，补办年度检查：
　　（一）超越业务范围的；
　　（二）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
　　（三）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
　　（四）伪造、涂改、抵押、出租、出借本所执业证书的；
　　（五）未经核准登记变更本所名称、主任、合伙人、执业场所和章程，擅自分立、合并或者设立业务接待站（点）的；
　　（六）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采用弄虚作假手段骗取年度检查的；
　　（七）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的；
　　（八）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
　　（九）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
　　（十）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
　　对于确定为暂缓通过年度检查的法律服务所，区、县司法局暂不发还其执业证书副本，该法律服务所在此期间不得执业。
　　第三十三条 在年度检查中，对不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在区、县司法局监督下，限期整改。期满仍不能整改的，应当予以停办，并办理注销手续。
　　第三十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年度检查结果，由区、县司法局自年度检查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向市司法局报告。
　　第三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由市司法局和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进行指导和监督。
　　市司法局和区、县司法局可以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定期进行检查或者发现问题随时检查，可以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拒绝。
　　第三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有本办法第三十二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或者市司法局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第三十七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依照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进行。
　　第三十八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法》和司法部有关规定申请行政复议。
　　第三十九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实施行政处罚的，应当同时追究负有管理失误责任的该所主任的责任。
　　第四十条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核准登记机关应当责令该所限期整改。期满仍不能改正，不宜继续执业的，如果是乡镇和城市街道法律服务所，由组建单位予以停办，报请区、县司法局予以注销；如果是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应当责令其停办，由核准登记机关予以注销。
　　第四十一条 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行政机关的规定而停办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由区、县司法局予以办理注销登记。
　　第四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停办，应当由核准登记机关指定的审计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财务、资产审计，并在核准登记机关的监督指导下，进行财产和业务的善后清理、处理工作。由核准登记机关制作对该所核准注销的决定书，收缴该所的执业证书、印章、票据、案卷等有关文件，以及该所全体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证，并办理其他有关注销登记手续。
　　第四十三条 市司法局和区、县司法局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投诉监督制度，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受理当事人和其他公民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的投诉。
　　涉及委托人与基层法律服务所发生争议的投诉，由基层法律服务所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予以调处解决；涉及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违法违纪的投诉，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立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当事人。
　　第四十四条 市司法局认为区、县司法局在核准登记、年度检查和行政处罚工作中有错误或者不当的，应当及时责令其纠正；对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管理职责或者非法侵犯基层法律服务所合法权益的，应当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四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进行核准登记、年度检查、行政处罚的各种文书格式和年度检查合格印章式样，由市司法局按照司法部要求统一制定。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北京市法律事务所审批登记管理办法（试行）》（京司发[1995]98号）、《北京市司法局关于法律事务所设立分所的管理办法》（京司发[1995]119号）、《关于区、县司法局直管法律事务所和法律工作者年检注册的暂行规定》（京司发[1995]144号）同时废止。《北京市合伙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试行）》（京司发[2001]116号）的有关规定如有与本办法相冲突处，以本管理办法为准。


　　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保障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依法执业，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根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符合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的执业条件，经核准执业登记，领取《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在基层法律服务所中执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
　　第三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职责是依据司法部规定的业务范围和执业要求，开展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依法执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本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管理和指导。
　　第五条 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应当具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
　　具备律师资格、公证员资格或者企业法律顾问资格的人员，也可以申请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第六条 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或者具有本办法第五条所列其他执业资格的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领取《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一）拥护宪法，遵守法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具有高中或者中等专业以上的学历；
　　（三）年龄65周岁以下；
　　（四）品行良好；
　　（五）身体健康；
　　（六）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实习满六个月，被该所鉴定合格；
　　（七）基层法律服务所决定聘用。
　　申请执业登记以前从事过律师、公证和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审判、检察业务工作，司法行政工作和其他法律业务工作二年以上的，可以不经实习，直接申请执业登记。
　　第七条 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作出不予执业登记的决定：
　　（一）受过刑事处罚的（过失犯罪的除外）；
　　（二）被开除公职的；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四）曾被基层法律服务所给予开除处分的；
　　（五）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或者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限未满的；
　　（六）具有律师或者公证员资格，并已在律师事务所或者公证机构执业的；
　　（七）现任国家公务员。
　　第八条 区、县司法局负责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颁发《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
　　第九条 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应当填写《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公证员、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书；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对申请人实习表现的鉴定意见；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同意聘用申请人的证明；
　　（四）档案管理机构或住所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未受过行政处分和无犯罪的证明；
　　（五）学历证明；
　　（六）北京市居民身份证、户口本；
　　（七）健康状况证明；
　　（八）登记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申请执业登记材料，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交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审核。
　　第十一条 区、县司法局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审核，以书面形式作出准予执业登记或者不准予执业登记的决定。
　　对准予执业登记的申请人，由区、县司法局颁发《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对不准予执业登记的申请人，应当向其说明理由。
　　申请人对不准予执业登记决定如有异议，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法》和司法部有关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二条 一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准在一个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执业登记和执业。
　　第十三条 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或者本办法第五条所列其他执业资格，在教育科研部门、乡镇企业工作或者务农的人员，经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可以兼职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申请兼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依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
　　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兼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人数，不得超过该所专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人数。
　　第十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执业机构的，持原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终止聘用关系且业务、财务交接手续已清结的证明，到原执业登记的区、县司法局交回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办理注销登记，并持拟应聘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聘用的证明，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到拟应聘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申请更换《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第十五条 《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不得伪造、涂改、抵押、出借、出租。
　　《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遗失的，持证人应当在本市报纸刊登执业证遗失启事，声明作废。持证人应当持丢失情况书面说明和执业证遗失启事向区、县司法局申请办理补发手续。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损坏无法使用的，持证人应当持损坏的执业证向区、县司法局申请办理更换手续。
　　第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实行聘用制。
　　第十七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与被聘用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订立聘用合同。聘用合同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聘用合同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聘方名称和应聘方姓名；
　　（二）聘应双方的权利、义务；
　　（三）聘用期限以及届满续聘的办法；
　　（四）聘用期间解除双方聘应关系的条件和办法；
　　（五）违约责任；
　　（六）聘用争议的解决办法。
　　第十八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和业务培训，加强对其执业活动检查、监督、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定期考核、奖励处分、辞职辞退等各项管理制度。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维护其在执业活动和所务管理工作中应享有的合法权利，保障其在应聘期间应享有的劳动报酬、保险和福利待遇。
　　第十九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违反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规定和本所章程、制度的行为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应当根据其情节轻重，按照责罚相当的原则，给与处分。
　　处分分为：警告、记过、撤职、留所察看、开除。
　　实施处分，由区、县司法局或由基层法律服务所主任建议，也可由本所半数以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合伙人）提议，由本所所务会议审议决定，并报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备案，区、县司法局应当将处分情况向市司法局报告。给予开除处分的，应当按规定程序办理执业注销。
　　对乡镇和城市街道法律服务所主任给予撤职处分的，由区、县司法局决定。区、县司法局应当将情况向市司法局报告。
　　对合伙制法律服务所主任给予撤职处分的，由区、县司法局提出建议或由其他合伙人提出建议，由本所合伙人会议审议决定，按本所章程办理，并报区、县司法局备案。区县司法局应当将情况向市司法局报告。
　　第二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提出辞职，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准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辞职申请人须在有关因素消除后，方可离职：
　　（一）本人承办的业务或者工作交接手续尚未办结的；
　　（二）本人与所在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债权债务关系尚未清结的；
　　（三）本人被发现有违反执业纪律的行为，正在查处的。
　　第二十一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予以辞退：
　　（一）经过业务培训或在限期内仍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
　　（二）不履行聘用合同规定的义务，经多次教育仍不改正的；
　　（三）无正当理由连续停止执业满三个月的；
　　（四）因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能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情况出现的。
　　辞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报区、县司法局备案，并按规定程序办理执业注销登记。
　　第二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每年向区、县司法局申请办理《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年度注册。
　　未经年度注册的，不得继续执业。
　　第二十三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证年度注册工作，由区、县司法局于每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组织进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于二月一日前提交注册申请材料。
　　第二十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请办理执业证年度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上年度执业情况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情况的个人总结；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表现年度考核意见；
　　（三）完成业务培训的证明；
　　（四）《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第二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请执业证年度注册的材料，由其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按规定的时间上报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审核。
　　第二十六条 区、县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上年度工作完成情况、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情况进行审核，对于符合继续执业条件的，准予办理执业证年度注册。
　　对准予年度注册的，由区、县司法局在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上加盖年度注册印章。
　　第二十七条 区、县司法局经审核，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暂缓执业证年度注册：
　　（一）因违反执业纪律或者有关管理规定，正在接受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基层法律服务所查处的；
　　（二）有犯罪嫌疑被立案查处的；
　　（三）采用弄虚作假手段企图骗取通过年度注册的；
　　（四）因患病或者其他原因已连续停止执业六个月的；
　　（五）未完成上年度业务培训的；
　　（六）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因违反执业纪律或有关规定被确定为暂缓通过年度检查或限期整改的；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暂时不能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
　　对暂缓办理执业证年度注册的，应当通知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并暂不发还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第二十八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被暂缓办理执业证年度注册的因素消除后，对于符合继续执业条件的，经区、县司法局审查同意，补办执业证年度注册。
　　第二十九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收回《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上交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予以注销：
　　（一）因调离、辞职而停止执业的；
　　（二）因被辞退、除名、开除而停止执业的；
　　（三）因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停办而停止执业的；
　　（四）因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以欺诈手段骗取执业资格或执业证的；
　　（五）年龄超过70周岁的；
　　（六）因其他原因停止执业的。
　　第三十条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登记和执业证年度注册均由区、县司法局办理。
　　区、县司法局应当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和执业证年度注册情况向市司法局报告。
　　第三十一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由其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负责检查和监督。
　　区、县司法局可以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或者发现问题随时进行检查，可以要求有关人员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得拒绝。
　　第三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住所地的区、县司法局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一）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
　　（二）曾担任法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离任不满二年内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的诉讼案件的代理人的；
　　（三）冒用律师名义执业的；
　　（四）同时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或者公证机构执业，或者同时在两个以上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的；
　　（五）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
　　（六）明知委托人的要求是非法的、欺诈性的，仍为其提供帮助的；
　　（七）在代理活动中超越代理权限或者滥用代理权，侵犯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
　　（八）在同一诉讼、仲裁、行政裁决中，为双方当事人或者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理的；
　　（九）不遵守与当事人订立的委托合同，拒绝或者疏怠履行法律服务义务，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
　　（十）在调解、代理、法律顾问等执业活动中压制、侮辱、报复当事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一）故意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十二）以影响案件审判、仲裁或者行政裁定结果为目的，违反规定会见有关司法、仲裁或者行政执法人员，或者向其请客送礼的；
　　（十三）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或者私自收取费用，或者向委托人索要额外报酬的；
　　（十四）在代理活动中收受对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财物或者与其恶意串通，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
　　（十五）违反司法、仲裁、行政执法工作有关规章制度规定，干扰或者阻碍司法、仲裁、行政执法工作正常进行的；
　　（十六）泄漏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的；
　　（十七）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故意协助委托人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十八）向有关司法人员、仲裁人员或者行政执法人员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委托人向其行贿的；
　　（十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
　　区县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第三十三条 区、县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按照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进行。
　　第三十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法》和司法部有关规定申请行政复议。
　　第三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给予开除处分：
　　（一）有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十一）至第（十五）项规定行为，情节或者后果严重的；
　　（二）有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十六）、（十七）、（十八）项规定行为之一的；
　　（三）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
　　第三十六条 区、县司法局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的投诉监督制度，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受理当事人和其他公民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纪行为的投诉，并且应当将查处结果告知投诉人。
　　第三十七条 市司法局认为区、县司法局在执业登记管理、执业证年度注册和行政处罚工作中有错误或者不当的，应当及时责令其纠正；对区、县司法局不履行管理职责或者非法干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应当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三十八条 区、县司法局进行执业登记管理、执业证年度注册、行政处罚的各种文书格式和年度注册印章式样，由市司法局按照司法部要求统一制定。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北京市基层法律服务执照管理办法》（京司发[1994]133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