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121号


　　《辽宁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办法》业经2001年2月13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　长
二○○一年三月一日



辽宁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著名商标的认定工作，保护著名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辽宁省著名商标，是指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知名度、信誉度和较强竞争力，并经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定（含对相应商品和服务的认定，下同）的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下同）。
　　第三条 辽宁省著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统一负责辽宁省著名商标的认定、保护和管理工作；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辽宁省著名商标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认定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变相认定辽宁省著名商标。
　　第五条 认定辽宁省著名商标，应当遵循自愿申请和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经营者）争创辽宁省著名商标，并对辽宁省著名商标给予重点保护和扶持。
　　第七条 申请认定辽宁省著名商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商标所有人是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登记的经营者；
　　（二）该商标不属于许可使用的港、澳、台商标和外国商标以及外省的商标；
　　（三）该商标已注册并实际使用1年以上；
　　（四）使用该商标的商品达到国内或者国际先进质量标准，且质量稳定，售后服务良好；
　　（五）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信誉，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
　　（六）使用该商标的商品的销售额、利润、省内外市场占有率、市场覆盖面等经济指标在全省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七）商标所有人有一定的广告投入，宣传面较大且地域较广；
　　（八）有严格的商标使用、管理、保护制度；
　　（九）出口商品商标在较多国家（地区）或者在主要出口国（地区）注册，并有较广泛的销售地域和较大的销售额；
　　（十）无商标侵权、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记录。
　　第八条 申请认定辽宁省著名商标，申请人应当向市或者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供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市或者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前款规定的材料之日起15日内进行初审。对符合条件的，签署推荐意见后报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将审查结果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同时将该申请材料和意见报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第九条 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自接到上报的有关材料之日起30日内对其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退回有关材料。
　　对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备案申请材料，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直接受理。
　　第十条 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条件对申请人及其商标和相应的商品、服务进行调查或者委托有关组织进行社会调查，经辽宁省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论证后，作出认定或者不予认定的决定。
　　辽宁省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由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聘请经贸、技术监督、税务等有关行政部门和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等社会团体的专业人员组成。具体工作办法由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定并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对认定的辽宁省著名商标，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统一制发证书、牌匾，并在全省主要新闻媒体上发布公告。
　　第十二条 辽宁省著名商标自公告之日起3年内为有效期。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内，辽宁省著名商标所有人可以向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续展认定；符合认定条件的，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予以确认续展，每次续展有效期为3年；逾期未提出续展认定申请的，视为放弃续展认定，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予以公告并收缴证书、牌匾。
　　第十三条 辽宁省著名商标所有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商标侵权行为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处理；
　　（二）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就商标保护提供咨询、指导、协调；
　　（三）在核定使用的商品和其包装、装潢、说明书、交易文书上或者在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辽宁省著名商标”的字样；
　　（四）提请参评中国驰名商标；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四条 辽宁省著名商标所有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辽宁省著名商标只能在认定时所核定的相应商品和服务上使用，不得扩大使用范围；
　　（二）加强商标内部管理和自我保护，提高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维护辽宁省著名商标声誉；
　　（三）许可他人使用辽宁省著名商标时，应当依法办理许可使用手续，并同时报送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四）变更辽宁省著名商标注册人名称、地址等注册事项的，应当自核准变更之日起30日内将变更事项报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五条 辽宁省著名商标所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撤销其辽宁省著名商标，3年内不得参加认定辽宁省著名商标，并予以公告：
　　（一）以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欺骗手段获取辽宁省著名商标的；
　　（二）在产品中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以及产品质量下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三）超越核定的范围使用辽宁省著名商标的；
　　（四）滥施许可，变相买卖商标标识的；
　　（五）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举报。
　　第十六条 辽宁省著名商标经公告后，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享受下列保护：
　　（一）经营者不得将与辽宁省著名商标相同或者相近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使用；可能引起公众误认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核准登记；
　　（二）经营者不得以与辽宁省著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图形作为商品名称、包装、装潢使用或者作为未注册商标使用；
　　（三）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辽宁省著名商标的相应商品所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与其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
　　（四）经营者不得公开诋毁、丑化辽宁省著名商标及其相应的商品和服务；
　　（五）未经辽宁省著名商标所有人许可，经营者不得将该商标作为企业名称或者店铺名称使用；
　　（六）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优先推荐辽宁省著名商标申报认定中国驰名商标。
　　第十七条 对省内跨市的侵犯辽宁省著名商标专用权案件，由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组织查处或者指定管辖；对跨省的侵犯辽宁省著名商标专用权案件，由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与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调查处。
　　对侵犯辽宁省著名商标专用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及时组织力量查处，并自立案之日起60日内结案。
　　第十八条 对侵犯辽宁省著名商标专用权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处以非法经营额50%或者侵权所获利润5倍的罚款，并责令侵权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
　　第十九条 对以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辽宁省著名商标所有人合法权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有关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本办法发布前认定的辽宁省著名商标有效期未满的，继续有效。



　　虚假诉讼的本质就是他人把法院作为诉讼工具从而达到合法损害他人利益的目的。[1]因此，虚假诉讼严重的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形象，严重的挤占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严重的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虚假诉讼形式多种多样，表现为恶意选择管辖法院，规避对同一当事人的关联性审查，冒名诉讼，捏造虚假案件基本事实以及虚构关键证据等形式。[3]而虚假诉讼危害极大，面对形形色色的虚假诉讼，法律如何应对？

　　一、虚假诉讼防治应立足于证据制度

　　（一）虚假诉讼防治的实体法律应对具有缺陷

　　在现有法律情形下，在实体上应对，理论界和实务界大多数主张在民法上建立虚假诉讼的损害赔偿制度，在刑事上主张将虚假诉讼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修改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等犯罪构成要件，增设虚假诉讼罪等。[4]但是显然应然措施太多，而且就刑事手段而言，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明确指出该行为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要当手段行为构成犯罪的，才可以依妨害作证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该主张也不足取。

　　（二）预防虚假诉讼的程序预防需要立足于证据

　　（1）虚假诉讼的目的主要是利用法院的权威达到某种非法目的，而且虚假诉讼主要侵害和直接损害的是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秩序以及法院权威，因而对于虚假诉讼，重要的是排除其对于法院的非法利用，重要的是预防和排查，即立案前的排查以及审理过程中的排除，事后惩治只是最后逼不得已的最后补救措施。但是启动发现、甄别虚假诉讼的程序，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证据，否则就是臆想和猜测，可能无端侵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2）虚假诉讼的运行需要立足于证据制度。虚假诉讼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发现虚假诉讼，其就和正常的诉讼无异。如果虚假诉讼一旦被发现，其运行就会被终止。因而，开展虚假诉讼靠的是完善的证据，而其被发现和制止仍需要证据的支撑。

　　（3）虚假诉讼的本身特点也需要将防治的立足点放在证据上。如上所述，大多数虚假诉讼或者虚构一定的基本事实，或者直接冒名诉讼，或者直接虚构证据等，[5]而这些虚构的事实也都以证据的事实体现出来。所以，虚假诉讼要继续进行，要发现，要惩治，都需要利用证据。

　　二、证据制度在防治虚假诉讼中的缺陷

　　（一）诉讼法规定诚信原则比较简单

　　现今西方国家的诉讼法中就普遍都规定了诉讼诚信原则，例如，1990年韩国民事诉讼法在第1条中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即法院必须努力促进诉讼程序公正、迅速且经济地进行；对此，当事人和诉讼关系人应当遵从诚实信用的原则予以协力。德国1950年新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对违背诚信原则弄虚作假的当事人，可以采取“不利益这评论”，其若违反真实义务而致使诉讼迟延，应承担因延滞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用。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则别具一格，它将诚信原则分解为三大原则加以规定，其第8条规定了合作原则、第9条规定了善意原则以及第10条规定的恰当原则。所以，我国诉讼法规定的诉讼诚信原则还比较简单，只是做了宣示，具体情况如何，以及惩罚性措施缺失。

　　（二）谁主张、谁负责的原则存在漏洞

　　民事诉讼奉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该规则是国外纯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法律产物，是追求“法律公正”的标志，同时需要高度发达的法律文化以及较高国民素质与之适应。但我国并非典型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也缺乏适用这种规则的国民基础以及文化基础，在我们的国民心目中更加注重的是实质上的公正，更何况国民取证权利并没有随着诉讼模式的改变而相应增加。[6]因而，作为一个原则，除过举证责任倒置外，是否应该有例外，如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否则在恶意诉讼中，无辜受害人大多在他人精心设计的证据下无法反驳从而败诉。

　　（三）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严重弱化

　　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并非典型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但是在各种因素不断影响下，法官开始安于坐堂审案，开始习惯于依赖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所以，在虚假诉讼中才会出现有的法官该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没有调查取证，该追加的没有追加，该通知证人到庭的没有通知，该审查的没有审查，导致很多串通的证言、伪造的证据被认定，从而形成虚假诉讼。[7]这种情况在两人串通侵害案外第三人的利益的虚假诉讼中比较多见。所以，在特殊情形下，须明确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义务，则会明显有利于虚假诉讼的甄别。

　　（四）自认规则以及调解规则缺乏科学操作性

　　在相互串通规避某种不利益或者侵害案外第三人利益的虚假诉讼中，通过自认并以调解形式结案的较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第13条也规定了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但是由于规定的模糊性以及诉讼模式的改变，该条并未引起重视。因而，虚假诉讼便有可乘之机。而在调解中法院也并没有将“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作为调解的前提来看，从实践来看，案件一旦进入法院，只要当事人愿意调解，就可以进行调解，并不需要查清事实和分清责任。

　　三、应对虚假诉讼，证据制度需要完善

　　（一）完善诉讼诚信和举证诚信原则

　　2012年8月13日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已经在第13条规定了民事诉讼诚信原则， 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13条：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比较简单，但是依然为我们规制虚假诉讼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但是诉讼诚信原则的总则规定，即第13条仍然显得过于简单，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困境，即如果适用，如何说理以及如何处罚都是问题；如果不说理，诉讼诚信原则又是基本原则，也有不妥。所以，在目前国情下，在现有法官压力比较大且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建议司法解释明确诉讼诚信原则的适用对象以及处罚措施。

　　（二）完善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如前所述，作为原则，必有例外情形。而且举证责任的分配应该本着公平原则按照案件的具体情况，保持一种动态的责任分配状态，适时合理的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在面对虚假诉讼时，由于其诉讼在本质上是虚假的，当法院对诉讼持有虚假怀疑时，应该赋予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利，可以将举证责任更多的分配于虚假诉讼方，可以规定如果对方对持有的证据不提交而不能合理解释时，做出对其不利的评判等。[8]这样，法官在面对虚假诉讼时，可以充分发挥职权主义模式的特点，掌控诉讼，查核虚假诉讼，为发现以及甄别以及惩治虚假诉讼提供基础，从而不至于成为虚假诉讼当事人的玩偶。

　　（三）强化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力度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将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即“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明确为：（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可见，我国对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采取的是逐步缩小的严格解释的态度。而在我国诉讼模式逐步从二元模式转化为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过程中，由于国民诉讼能力参差不齐以及法律文化缺失，如果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虚化和弱化，如果满足于坐堂问案，那么恶意诉讼、欺诈性诉讼、虚假诉讼、滥用诉讼权利等将会大量发生。[9]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限制缩小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的同时，完善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规定，即扩大特定情形下的适用范围并明确具体情形，以及不能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后果，同时将依职权调查取证作为一项强制性的义务规定下来，如果不履行该义务，也会导致除追究刑事责任以外的其他法律后果，如内部处分等。这样，法院在防治虚假诉讼中才不会出现消极、懈怠，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做了，以及无法可依的局面。

　　（四）完善自认规则以及调解的证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