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淮南市价格监测条例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淮南市价格监测条例》的决议

（2005年12月16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查了《淮南市价格监测条例》，决定予以批准，由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淮南市价格监测条例

（2005年10月26日淮南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5年12月16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科学、有效地组织和规范价格监测工作，保障价格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发挥价格监测在宏观调控和价格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价格监测，是指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对重要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变动情况进行跟踪、采集、分析、预测、公布的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价格监测活动。
第四条 价格监测的基本任务是调查、分析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以及相关成本与市场供求的变动情况，实施价格预测、预警，并及时提出政策建议。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价格监测工作的领导，重视价格监测工作的基础建设，保证价格监测工作的经费。
第六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监测工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做好价格监测工作。
第七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价格监测职责：
（一）根据国家和省政府规定的目录，确定本市价格监测的品种和内容；
（二）分析预测重要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市场走势；
（三）确定价格监测的定点单位；
（四）收集、整理、汇总和储存价格监测数据资料，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价格监测情况；
（五）制定临时监测和应急监测方案；
（六）负责价格监测业务上的组织协调工作，组织价格监测人员的培训与考核。
第八条 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统一的价格监测工作制度。
价格监测工作制度包括：
（一）价格监测品种和内容；
（二）价格监测调查的方法和程序、监测周期；
（三）价格信息采集、分析和上报的方法。
第九条 价格监测方式以定点监测为基础，配合必要的临时监测和应急监测。
定点监测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按照价格监测工作制度的要求，收集、上报价格监测数据。
临时监测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其他价格信息机构，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收集、整理、上报价格监测数据。
应急监测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在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征兆或者异常波动时，收集、整理、上报价格监测数据。
第十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价格监测工作的需要，选择部分单位作为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并发放证书或标志牌。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的选择应当具有代表性，并保持相对固定。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因生产、经营品种调整或者其它原因，不能提供价格监测资料的，应当及时报告价格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提供有偿服务的经营者，具有一定的规模，拥有固定场所，能够反映当地的价格水平；
（二）价格监测资料收集和传送手段；
（三）价格监测必需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一）有权要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对其承担的提供价格监测资料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
（二）有权要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无偿提供有关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全市平均水平及相关资料；
（三）有权拒绝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内容和程序进行的监测活动。
第十三条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接受、配合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开展价格监测；
（二）指定人员负责价格监测资料的收集、整理与报告工作；
（三）按照价格监测工作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向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价格监测资料，保证其时效性和真实性。
第十四条 需要多次采集、汇总上报的价格数据，不得用一次采价数据替代； 不得迟报或者拒绝提供价格监测资料；不得虚报、瞒报、伪造价格监测资料。
第十五条 受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价格信息机构在进行价格监测资料采集时，应当出具价格监测委托书，依法采集价格监测数据，及时报送有关监测资料。
第十六条 实施临时监测和应急监测时，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需要确定监测单位、监测品种和监测方式。
被确定的监测单位必须接受和配合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测工作，如实提供所需的价格监测资料。
第十七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价格监测分析报告。
价格监测分析报告包括：
（一）被监测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情况；
（二）被监测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变化情况；
（三）被监测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趋势预测；
（四）有关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的建议；
（五）与被监测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相关的其他内容。
应急监测时，应当将被监测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情况每天报送。
第十八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利用价格监测资料做好价格信息发布和咨询工作，向社会公布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监测信息。
第十九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对取得的属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价格监测资料应当保密，不得将其向外公布或用于价格监测以外的其他目的。
第二十条 对价格监测工作做出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一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
（二）严重违反价格监测制度，影响价格监测工作的；
（三）造成价格数据严重错误的；
（四）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瞒报价格监测资料的。
第二十二条 被监测单位拒绝提供或瞒报、伪造、篡改价格监测资料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6年2 月1 日起施行。




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

赵长青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的性质，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界定得当，既能开放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能准确地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界定不当，就可能扼杀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阻滞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造成罪与非罪的错位。因此，研究不法经济行为中合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对打击经济犯罪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不法经济行为存在的客观性

“不法”二字，一般是指违法、不守法（《辞海》语），而本文所研究的不法经济行为则是广义的，它既包括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包括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和法律一时难以规范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就是介于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之间的一些有法不依、无法可依或者有法难依的经济行为。这部分行为情况特殊，性质难定，是我们研究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主要对象。

在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里，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就必然存在规制人们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尽管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法经济行为照样客观存在，只是存在的范围、数量不同而已。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有：
（一）物质利益的诱惑性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是有与无之争，只能是合法与非法之争。极“左”思潮严重时期，抹杀个人利益的特殊需求，将追求物质利益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因而人的物欲受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从而延缓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性的物质欲望得到解放，这无疑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但是，在规范人们物质欲求的法制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各色各式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中，不法经济行为便会大量发生。

不法经济行为的牟利性，决定了在实施不法经济行为的群体中，有的人法制观念较强，能够把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的限度内，有的则会走贪婪无度的违法犯罪道路。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托·约·登林的话说：“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我国目前确有一些犯罪分子，为贪图不义之财，利令智昏，向社会和法律挑战。
（二）法律规范的滞后性

法律发展的历史说明，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即使法律规范在不断变化和完善，而法律自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任何法律规范一经颁布实施，就应在一定时期内有效，不能朝令夕改。而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处在法律规范调整之外。意大利法学家菲利指出：“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②］

社会发展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在法制比较健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理想的规范状态，这种矛盾就小；反之，在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的新事物不断出现，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为混乱的不法状态，这种矛盾就极为突出。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历史上的每次变革一样，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不完善，故新的法律体系的健全还有艰巨的过程。变革中付出代价之一，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不法经济行为必然增多。
（三）行为性质的模糊性

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在不法经济行为中，有些就属于一时难以界定其性质的模糊性行为。

我国过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纯，经营格局简单。刑事法律在经济领域中以保护公有制为己任，因而，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易于界定。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制。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关系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新出现一些获取经济利益的新的行为，究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有待于实践证明。对这种一时难以规范、利弊关系模糊的行为，在社会变革的失衡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份之想”［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利弊关系模糊、一时难以规范的模糊性行为，将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受到检验，利弊分野，被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驯服”。

综上所述，不法经济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法制较完备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这种现象较为突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二 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实质标准。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看有无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具备犯罪的前提条件，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便无犯罪可言。二是看行为危害社会的程度。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和理解这个标准。原苏联著名刑法学家斯皮里多诺夫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多样性和每个行为客观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历史变异性，把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要社会对犯罪作出自觉的或公正的反应，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社会学的理论看，行为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的程度，是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④］在这里，斯氏提出了一个评判人的行为性质的标准，即人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相适应的，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完全相适应的，就是对社会有一定程度危害性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就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刑法原理的。

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衡量人们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犯罪认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们刑法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认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评判不法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标准。

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刑法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个“三有利”标准的实质是生产力标准。这个标准既是指导、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当然也就应当引进刑法领域，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的事实标准。

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刑法领域，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必然要引起犯罪观的更新和认定犯罪具体标准的变化。但对怎样理解和适应生产力标准，目前缺乏统一的认识。从见诸于书刊发表的论著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法律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生产力标准是一种宏观的标准，并且十分抽象难以把握。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就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坚持犯罪构成作为经济犯罪的认定标准，在法与理冲突的情况下，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适当的与必要的补充。

二是生产力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行为是否危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程度，应是区分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并具体指出：一是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区别犯罪与正当的界限。是否“有利于”，主要看社会效果、行为手段、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二是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危害程度如何，主要应结合情节是否恶劣、数额是否巨大、后果是否严重等情况，综合考虑加以确定。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法经济行为都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不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只要掌握好生产力标准，就能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

三是双重标准论。此说的主要观点是：评判具体经济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既要以是否利于生产力发展总标准为指导，又要坚持以法定的犯罪构成为依据。这种观点认为，前者具有政策的指导意义，后者是法律表现形式，在政策的指导下，掌握好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才能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是最终标准论。此说认为：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一个根本的、最终的标准，要从本质上把握某种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把它误解为经济标准，也不能把它误解为绝对唯一的排他性标准，不能脱离其他具体的法律标准而孤立存在。这种观点的中心意思是，生产力标准只是根本的、最终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要评价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标准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