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石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海油〔2010〕10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洋石油作业安全办公室各分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美国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4·20”井喷、爆炸、原油泄露事故（以下简称美国墨西哥湾钻井平台事故）教训，有效防范我国海洋石油类似事故的发生，确保我国海洋石油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海上石油开采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不断增强抓好海洋石油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海洋石油工业是安全风险最大的行业之一。海洋石油作业环境恶劣，活动空间狭小，设备设施布置高度集中，作业场所各种危险、危害因素多，集中有大量的易燃易爆物质；台风、热带气旋、风暴潮、海啸、地震、海冰等自然灾害严重威胁着海洋石油作业的安全；作业地点远离陆地，一旦发生事故，作业人员逃生和施救非常困难。目前，我国海洋石油面临着开发风险逐年增加，生产设施老化严重，应急救援能力薄弱，恶劣气候强度、频度加大等各种不利因素，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和各海洋石油企业一定要增强抓好海洋石油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二、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好海洋石油安全生产基础建设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把安全生产作为首要工程、战略性工程、生命线工程，常抓不懈、务求实效。要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加强风险评估，尤其要切实加强对承包商的管理，严把资质审核、健康安全环保（HSE）业绩、人员素质、施工管理和现场管理等“五关”，强化安全责任落实、施工方案审查、作业现场监管和HSE业绩考核，严格落实施工过程中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二）建立健全制度，深入持久地开展海洋石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各海洋石油企业要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使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要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力度，以防井喷失控、防台风、防风暴潮、防火防爆、防中毒为重点，开展经常性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特别要消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日常生产中要做好重要设备设施、关键工艺环节和重点部位、要害岗位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发现和整改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形成检查有总结、问题有整改、整改有落实的闭环管理模式。海油安办各分部、监督处及从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单位的上级单位要加强对作业现场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各海洋石油企业要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联系，根据气象预报和有关预警通知，合理安排生产任务，必要时应停止生产并及时撤出危险区域作业人员，严禁冒险作业。

（三）加大投入，提高海洋石油开发本质安全水平。各海洋石油企业要加大对在役生产设施特别是接近服务年限、设备陈旧老化生产设施和井控装置的升级改造，淘汰落后的、不安全的工艺、技术、装备、设施，采用先进、安全的工艺、技术、设备；要吸取美国墨西哥湾钻井平台事故教训，开展对500米以深海域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等海上生产相关技术和装备的专题立项研究，提出深海石油安全生产技术措施、装备的配套需求以及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探索能够使潜水员潜水深度从目前的800米增加到1500—2000米的可行性，提高深水的作业能力和事故救援能力。重新审验在建的深水钻井平台防喷器控制系统，确保在平台倾覆沉没后，仍能通过备用系统自动关闭水下防喷器组；要推广使用出海人员动态跟踪管理系统和作业设施可视化系统，实现对出海作业人员的作业资质、乘船乘机调度和出海人员状态等情况的实时动态管理。

（四）注重实效，大力加强HSE管理体系建设。各海洋石油企业要从设计、建造到生产运行，对海上新改扩建工程项目、油气生产设施和关键施工环节，全面推广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强化施工作业过程和工艺流程风险识别，进一步识别和评估存在的各类风险，以及各种误操作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落实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各级海洋石油安全监管机构要指导督促海洋石油企业立足于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紧紧围绕现场、工艺、技术、设备、管理等方面，按照“准备与策划、实施与运行、监督与评价、改进与提高”的创建过程，做到全员参与、过程控制、持续改进，不断提高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各海洋石油企业要按照HSE管理体系要求，抓好海上专业设备设施和施工作业的现场管理工作，对关键设备设施的管理和施工要落实作业许可制度和挂牌锁定制度，编制相应的作业计划、作业指导书和安全措施；对作业场所安全设备和报警装置、防护用品、警示标识、放射性同位素使用和维护要落实管理责任，加强现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各项工艺纪律、劳动纪律和岗位安全规程，坚决杜绝“三违”现象；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管控，努力做到科学化、制度化、严细化；加强对承包商的管理，确保海洋石油物探、钻井、测井、录井等作业的生产安全。各海洋石油企业要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严禁因抢进度、抢工期、抢效益，不顾安全而突击生产、草率投产，严禁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严禁为降成本而减少安全投入、减少监管力量和减少应急演练次数。

（五）切实加强海洋石油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应对海上突发事件能力。各海洋石油企业要在抓好应急平台体系建设的同时，逐级掌握应急资源，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应急队伍、应急装备物资、应急专家等应急资源数据库和重大危险源数据库，摸清资源现状，为实现资源共享、做好应急管理奠定基础；要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预案，加大应急预案的演练力度,提高对设备操作、应急程序、应急职能的熟练程度；尤其要细化各种紧急情况下的各项应急措施和应急预案演练方式，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以增强预案的衔接性和救援的协作性；要切实提高演练的针对性、实效性、整体性，并要注意在演练中发现问题，及时对预案进行修改、完善；要针对美国墨西哥湾钻井平台事故教训，组织制订本企业相应的抢险和防污染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切实提升我国海上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要健全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国家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地方与企业、地面与海上等的协同应对机制，建立防范应对由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的应急协调机制；要做好一切应急准备，确保发生事故时，能够及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做到组织领导到位、技术指导到位、抢险物资到位、救援人员到位；要加强应急装备建设，努力形成立体救援能力，确保人员疏散、伤员救治、物资运输、现场灭火、海上清污等能够及时、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三、大力加强海洋石油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

（一）进一步完善海洋石油安全生产法规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抓紧对原国家经贸委发布的《海上固定平台安全规则》进行修订，以适应海洋石油新技术新装备的发展和推广应用。要针对所辖海域特点，督促各海洋石油企业抓紧对涉及海洋石油作业安全的行业标准和规程进行制修订。

（二）明确职责，加大对海洋石油开发的监管力度。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努力构建相关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明确职责、相互配合，共同做好海洋石油开发的安全监管工作；海洋石油安全监管部门要坚持不懈地推进海洋石油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履职能力。海油安办各分部和监督处所在企业要解决好海油安办分部和监督处监管人员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要加强对海洋石油安全监管人员专业技术和法规方面的业务培训，全面提高安全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升安全监管水平。

（三）探索在海洋石油开发生产中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采取政府推动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在海洋石油企业中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充分利用保险的风险控制和社会管理功能，突出加强事故预防和安全管理，建立安全监管部门、保险机构、海洋石油企业和职工个人多方共赢互动的激励约束机制。

四、高度重视，切实加强海洋石油安全监管工作

（一）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坚持从严执法。海油安办各分部、各监督处要完善监管和执法制度，健全监管执法程序，加强对监管执法工作的考核与监督，促进监管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尤其要在执法过程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明晰并落实监管执法责任，经常深入企业、现场开展监督检查和执法工作,督促企业经常深入细致、彻底地排查治理隐患。对重大隐患要挂牌督办，限期整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要做到计划、资金、时限、责任、预案五落实，确保万无一失。要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决做到认真执法、从严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要处理坚决、行为果断，及时予以解决。

（二）严格许可，做好安全生产设施“三同时”审查工作。严格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加强对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管理。认真做好安全预评价评审、备案工作，规范设计审查备案程序，加强对发证检验机构设计审查备案的管理。落实海洋石油生产设施试生产前备案制度，企业在试生产一年内必须提出竣工验收申请。要进一步规范安全竣工验收的审查程序和现场检查内容等，及时做好新、改、扩建建设项目的安全竣工验收工作。开展HSE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企业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负责制的落实，切实加强企业内部的生产、质量、技术、设备、劳动等专业管理，提高风险意识和分析、防范风险的能力。把HSE管理体系建设与安全许可结合起来，将HSE管理体系作为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完善海洋石油企业安全生产的自我约束和激励机制。

（三）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各海洋石油企业要针对海洋石油的生产特点，加强经常性的安全教育，搞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制定海洋石油安全监管人员培训计划，力争到明年底，所有海洋石油安全监管人员都至少接受一次专门的业务培训；加强对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以及出海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和再培训工作，做到持证上岗、持证出海；强化海上应急培训，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应急处置能力。

（四）加大对海洋石油安全中介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管力度。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重点加强对海洋石油生产设施发证检验、专业设备检测检验、安全培训和安全评价等海洋石油安全中介机构的资质条件、技术服务范围的管理，提高海洋石油安全中介机构的自身水平、服务能力和工作质量。

（五）严肃查处事故，严格责任追究。各级海洋石油安全监管机构和企业，都要从小事抓起，严肃查处每一起事故，深究原因，举一反三、总结教训、着眼改进。与此同时，要严厉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以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试析我国专利权保护的特别规定

浙江万盛律师事务所 徐巍


[内容提要] 大陆法系的侵权行为法理论以实际损害发生为基础，强调制度的补偿功能，这在知识产权保护中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本文分析了TRIPS协议对我国第二次修改专利法的影响，从侵权行为形态、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赔偿数额、诉讼时效和证明责任等六个方面讨论了现行专利权保护制度与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的不同之处，以求进一步认识现代侵权行为法的新理念。
[关键词] 专利权 TRIPS 侵权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的专利制度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这以后来出现的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为重要标志。
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和制度以损害事实的实际发生为侵权行为的必要条件，制度功能主要是填补损害，使被侵权人能够恢复到侵权行为未发生过的状态。 [1]这种制度对制止侵权准备行为、预防损害发生的功能没有予以充分关注。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无形的权利，权利人无法通过占有的方式加以完全控制，因此，更加需要一种具有预防功能的保护制度对其进行保护。
TRIPS协议的规定反映了当代世界侵权行为法理论的新发展：一、“一切侵入他人权利或利益范围的行为”即为侵权行为①，而不论行为人主观状态如何、损害事实是否发生，对此行为即可予以制止；二、传统民法的“损害填补”原则已被突破，很多国家已采取惩罚性的救济手段，以充分保护权利人的权益和有效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2]
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我国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国务院颁布了新的《专利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一》）和《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二》）。上述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已于2001年7月1日开始实施，从而构成了我国新的专利权保护制度。
本文将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专利法中与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不同的特别规定，从而引导我们对侵权行为法理论的反思和观念的更新。
一、侵权行为形态
侵权行为形态是指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侵权行为作出不同的分类，这对于明确各种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3]
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可以根据行为本身是否涉及专利技术内容，分为两类：
（一）实施他人专利行为
这类行为构成侵权必须满足两个前提要件：（1）以生产经营为目的；（2）未经专利权人许可。根据《专利法》第11条规定，有以下三种具体形式：
1、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他人发明专利产品或实用新型专利产品；
2、使用他人发明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依照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3、制造、销售或进口他人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根据《实施细则》第2条，专利法中的发明创造是指技术方案或设计方案，而不是具体的产品，这就是专利权的无形性。因此，只有制造专利产品或使用专利方法制造产品才涉及专利本身，是对专利的直接利用。若符合两个前提要件，即构成直接侵权。
使用、许诺销售或销售等行为不直接涉及专利本身，仅涉及专利的载体——产品，是一种间接利用。实施间接利用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与在前的直接利用是否合法有关。如果该专利的制造或销售不合法，则其后的间接利用只要符合两个前提要件，即构成间接侵权。
但是，如果专利产品合法制造并合法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或销售该产品的，即使未获得专利权人的专利法意义上的许可，不构成侵权，这就是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理论界对上述情况另一种解释是“默认许可”，即专利权人在专利产品首次合法售出时没有明确提出限制条件，即可推定购买者获得了可以随意处置所购产品的默认许可。[4]
进口行为则较为特殊，从行为性质来说，进口应属于对专利的间接利用。但是专利权的地域性是十分明显的，当某项专利在一国获得保护，而他人未获许可将第三国非法制造的专利产品进口到该国境内，其性质无异于在该国内制造该专利产品。因此，应将进口行为视为直接侵权。
实践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专利权人的同一项发明制造在两个国家同样获得了专利权，在一国合法制造的专利产品合法售出后，购买者将其购买的专利产品进口到另一个国家，从而构成了理论界所称的“平行进口”。
“平行进口”是否需要专利权人的许可？对此存在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专利法》第11条规定来看，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同意而且进口专利产品，当然也应包括在外国合法采购的专利产品。另外，“平行进口”必然会损害专利权人或利害关系人（通常是独占许可和排他许可中的被许可人）的利益，因为专利权人可以通过利用权利独占性来保持专利产品在一国的数量平衡，而“平行进口”会破坏这种平衡。
但是，TRIPS协议在第28条中规定专利权人的进口权时，明确规定不得用来限制第6条规定的“权利穷竭”原则。对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我国来说，任何有违公平、过高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为，都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或消极因素。[5]目前国内出现的知识产权保护竞高、超标的趋向，应当予以控制。
因此，目前我国专利法未禁止“平行进口”，从理论上讲也不应当禁止“平行进口”。
（二）假冒他人专利行为
这类行为不涉及专利技术，而是侵害专利权人的标记权，《实施细则》第84条例举了以下四种形式：
1、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2、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3、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4、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号、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上述例举是穷尽式的。这里仍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个是“过失假冒”，指行为人本意是想冒充专利，随意杜撰了一个专利号，而碰巧与某人获得的某项专利的专利号相同，这时，该行为人即使无假冒的故意，其行为结果仍然构成了假冒他人专利。
另一个是“反向假冒”，指行为人将合法取得的他人专利产品，注上自己的专利号予以出售。反向假冒经常出现在商标侵权中，但不排除反向假冒专利的可能性。这种行为显然不构成“假冒他人专利”，但事实上侵害了合法专利权人的标记权，仍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当向被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二、归责原则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 [6]根据《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有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和赔偿损失等三种形式。在专利侵权中，对这三种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什么？
TRIPS协议第45条第2款规定：“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道或无充分理由应知道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②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确认了知识产权侵权中的无过错责任” 。[7]但若注意到上述条款中“在适当场合”的限定，则可以发现这种认识过于绝对。我国专利法没有采用绝对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在某些场合则采用了一种混合的归责方法。
原《专利法》第63条第2款规定：“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不视为侵权。对上述间接侵权行为，显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种规定与许多外国的做法不同，[8]也与TRIPS协议的上述规定不一致。
修改后《专利法》第63条第2款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销售者或使用者只有符合“不知道”和“来源合法”两个条件时，才可以免除赔偿责任，但仍构成侵权，应承担停止侵害和消除影响的责任。也就是说，对善意的销售者或使用者来说，停止侵权和消除影响责任适用无过错原则，赔偿责任适用过错原则。
这种混合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不能延及制造或进口专利产品的行为。专利法对专利产品的制造和进口采用的是“绝对保护”，制造或进口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与行为者的主观意图无关。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过错不是专利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即在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侵害专利权时，不必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在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时，对停止侵权责任（包括消除影响）适用无过错责任，[9]而赔偿损失责任则按不同的场合分别适用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对同一专利侵权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来确定不同的民事责任，这与传统理论对专利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认识相比，[10]是一项的重大改进。
三、实际损害与即发侵权
民法对物权的保护可分为防卫性保护和进取性保护。前者指物权的完满状态，受到不法侵害或可能受到不法侵害时，物权人基于物权请求权（如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或返还原物）能够得到的保护；后者指物权受到侵害并发生财产损害时，物权人基于债权请求权（赔偿损失）能够得到的保护。[11]
传统侵权行为法的重点在进取性保护，这种保护是以实际损害发生为前提的。防卫性保护也侧重于不法侵害已经存在的情况，而对即将受到侵害的权利人的保护则力度很小。我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消除危险的责任方式，其应用范围仍十分有限，只在有关高度危险作业的场合才规定了权利人可以对潜在危险有防卫性的请求权。
知识产权与物权明显不同，其非物质性决定了它极易溢出权利人的控制范围，因此，采用传统的物权保护方法远不可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
在“北京天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诉北京通州区运河化工厂商标侵权案中”，被告从为原告生产外包装桶的第三人处购入刻有原告商标的外包装桶4160个，原告于1998年诉至法院。法院发现当时商标法及实施细则未明确规定这种行为是否侵权，最终按原商标法第38条第（4）项兜底性规定，判决被告停止侵权（销毁并不得购买或使用）、赔礼道歉并向原告支付合理费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