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
令[第143号]


第一条 为加强高速公路路政管理，保护高速公路路产、路权，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用地和高速公路设施。
第三条 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负责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其职责是：
（一）组织实施有关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实施高速公路路政、路况巡查，并制止违反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三）与土地、城建、规划等部门共同依法控制高速公路两侧的建筑事宜；
（四）审批高速公路的特殊利用和超过公路、桥梁限载标准车辆通行；
（五）维护高速公路养护和施工作业的正常秩序；
（六）负责高速公路路面障碍的清理；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四条 高速公路路政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持行政执法证件，按国家有关规定着装、佩戴公路路政胸徽；专用于执行路政巡查任务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执行路政巡查任务时，应当装有高速公路路政管理专用标志和示警灯。
第五条 除高速公路路政、交通管理人员和养护、施工人员外，任何人不得在高速公路隔离栅以内行走、作业和逗留。
第六条 在高速公路及其用地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挖沟引水、利用高速公路边沟排放污物；
（二）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
（三）履带车、铁轮车、教练车、运输易抛撒物品采取封闭措施不符合规定的车辆以及其他有损高速公路路面的机具行驶；
（四）毁坏绿化设施，花草树木；
（五）其他损坏、污染高速公路和影响高速公路畅通的行为。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擅自移动、涂改高速公路附属设施及高速公路标桩、界桩。禁止攀越高速公路防护设施。
第八条 跨越、穿越高速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的，以及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和在高速公路路面上临时作业的，应当事先经有关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关公安机关的同意；所修建、架设或者埋设的
设施应当符合高速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
第九条 凡驶入高速公路的各类车辆，应配备千斤顶垫木板、支轮三角木、修车漏油垫。未配备的，不得驶入高速公路。
第十条 下列行为须经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批准：
（一）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各种灯饰标志、牌坊、牌架以及信号灯等设施的；
（二）在高速公路控制线内设置构造物、广告、宣传栏等标牌的；
（三）在高速公路上拉运可能对高速公路及其设施造成严重破坏的物品的。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高速公路两侧边沟（坡脚护坡道、坡顶截水沟）外缘30米和立交桥通道边缘50米内，修建任何永久性设施。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高速公路下掘进采矿，不得在高速公路两侧50米内，隧道上方和洞口外100米范围内，大中型桥梁周围200米内挖砂、采石、取土、倾倒废弃物、进行爆破作业以及其他危及高速公路和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安全的行为。
第十三条 高速公路养护人员进行养护作业时，应着安全标志服，并设置明显的施工标志。所有车辆必须按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设置的交通控制标志指示的车速、车道或路线行驶。
第十四条 高速公路路政巡查人员发现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时，应迅速通知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立即派员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收集证据。事故现场勘查、取证事宜完成后，经处理现场的交警同意，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机构应及时将毁损车辆拖运出
高速公路外；对事故车辆需进一步勘查鉴定的，应存放在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指定的地点。对损坏道路及其设施的车辆，路政管理机构负责路产损失的索赔。
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因机械故障停驶时，驾驶人员应立即将故障车辆移至紧急停车带维修，一小时内不能修复的，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应及时将车辆拖运到服务区或高速公路外。
拖运事故毁损车辆和机械故障车辆的清障费用，由被清车辆当事人承担。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二）、（四）、（五）项和第九条规定，损坏、污染高速公路路面，毁坏绿化设施及花草树木，影响高速公路畅通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三）项规定，履带车、铁轮车、教练车、运输易抛撒物品采取封闭措施不符合规定的车辆以及其他有损高速公路路面的机具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损坏、移动、涂改高速公路附属设施和高速公路标桩、界桩，攀越高速公路防护设施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高速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三）项规定，未经批准在高速公路上拉运可能对高速公路及其设施造成严重破坏的物品的；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从事危及高速公路安全作业的。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二）项规定，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或者高速公路控制线内设置高速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拆除，有关费用由设置者负担。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内擅自修建永久性设施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拆除，有关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损坏高速公路路产不按规定赔偿损失的，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据《山西省公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扣留当事人的车辆或者相关证件，待其接受处罚后，放行车辆，退还证件。
第二十条 当事人在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作出扣留车辆或者证件的处罚决定后，三个月内既不接受处罚，又不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扣留车辆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对高速公路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机构的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高速公路路产的赔偿标准和清障收费标准，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物价部门共同制定。
第二十四条 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委托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处罚。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山西省太旧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2000年5月30日
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属抚慰功能的实现

陈汉高

死刑案件的被害人通常都遭受不测，犯罪在给被害人家属带来经济损失的同时，更给其精神上带来无尽的悲痛和无法愈合的创伤。如何抚慰被害人家属，尽量减轻给其带来的灾难，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应解决的一项大问题，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大任务。
一、死刑案件对家属的抚慰形式、功能和途径
死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其适用对象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目前，在常用适用死刑的罪名中，大多犯罪有被害人，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绑架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放火罪等，大多属暴力性犯罪。犯罪分子夺走了被害人的生命，被害人的家属失去了亲人，有的甚至失去家庭经济来源，使其陷入经济困境的深渊，犯罪给被害人家属带来物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灾难。当犯罪事实发生后，对被害人家属而言，最现实的问题是能否得到抚慰。
（一）死刑案件对家属抚慰的形式和功能。笔者认为，抚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物质上的抚慰，另一种是精神上的抚慰。物质抚慰是通过经济赔偿来进行，而精神抚慰的形式有法办凶手、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等。在我国民法上，以及国外许多国家民法、刑法上流行用经济来赔偿精神损害，即精神损害赔偿金。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学术界有不同的主张，主要有单一功能说、双重功能说、三功能说。笔者认为，死刑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功能有三个：第一是克服功能，被害人家属因失去亲人精神上之损害，唯有依赖被害人家属自身将其克服，给与被害人家属金钱补偿，使被害人家属经济生活上获得利益，有助于被害人家属克服其精神上损害；第二是满足功能，因其失去亲人以致精神终身痛苦，给与被害人家属相当金钱，虽不能填补或克服其精神上痛苦，但可使其感觉金钱上满足而获得抚慰。因为物质损害赔偿的数量十分有限，仅限于医药费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必要费用，而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较大，对一般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数字，能较大程度上化去其不愉快感情，填补精神上不利益或精神上损害；第三是惩罚功能。判处被告人较大数字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从经济惩罚其犯罪，促使其不敢随便犯罪，起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二）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属抚慰实现的途径。在人类社会早期，犯罪被看作私人之间的一种纠纷，由私人之间解决，一方将另一方杀死，随后另一方家属也将一方杀死，刑罚就是由被害人家属亲手进行，属于以牙还牙，一命偿一命式的同态复仇，它既是当时的“刑罚”方式，也是当时的主要抚慰方式。当时，虽然被害人家属无法获得物质赔偿，但是这种原始、野蛮的同态复仇，从精神上极大地填补、抚慰了被害人家属的精神和心灵创伤。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犯罪由私人间的纠纷提升为国家与罪犯之间的纠纷，对罪犯的惩罚权由受害者及其家属转移到国家手中。罪犯与被害人之间的冲突的关系，逐渐被罪犯与国家的冲突的观点所取代，由私诉转变为公诉。私诉的目的就是报复，它的功能仅仅是满足被害人的复仇情结。但刑罚权转移到国家手中后，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就由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进行，被害人家属无法左右，有时由于证据不足等原因，还可能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情况的发生。特别是在慎杀、少杀司法理念的指导下，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越来越少，被害人家属在这种情况下，从刑罚中得到的精神抚慰是非常少的。但这并不是刑罚的过错，因为立法者在设定刑罚的时候，并没有把对被害方的安抚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出现这种被害方不满意的结果自然是正常的事情了。由于刑法将目的和重心放在了社会秩序的维护上，刑罚成了预防犯罪的工具，其报应的成分越来越少，加上罪犯本位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体制对罪犯的改造和复归日渐关注，刑罚越来越轻缓。在此种背景下，刑罚具有一定的对罪犯的惩罚功能，对于被害方的抚慰功能也越来越缩减。
二、当前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属抚慰面临的问题
现代文明社会，国家摒弃私人同态复仇式的惩罚，公诉取代私诉，对犯罪分子的惩罚通过国家这个组织来进行，被害方只有作证的义务和经济损失求偿权，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抚慰只能通过其他形式进行，如物质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等，但是即便如此，抚慰仍面临一些难题。
（一）附带民事诉讼成“法律白条”，物质赔偿难于落到实处。因为大多被告人本身经济并不宽裕，特别是侵财型犯罪。“我愿意赔偿，但我没钱。”这一经典话语折射出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的无奈。被告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的附带民事判决部分面临执行难，具有法律公信力的法院判决变成一张废纸。据统计，我国近八成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难以兑现，特别是死刑案件涉及的数额较大，能够完全赔偿的寥寥无几，包括张君抢劫杀人案、马加爵杀人案和邱兴华案等大案，多数被害人的家庭因此陷入人财两空的艰难境地。笔者统计了2003年至2007年五华县法院判决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数据，除邻里、亲朋间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率能达到75%以外，其他类型的案件经济赔偿率仅三成。如2006年5月发生在五华县龙村镇的钟新丰（男，35岁，紫金县龙窝镇人）故意杀人案，造成受害方温某金一家一死一重伤二轻伤一轻微伤的严重后果，但是由于罪犯钟新丰家庭经济困难，案犯后未对受害方进行经济赔偿。受害方一家的遭遇在媒体上宣传后，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一些群众自愿向其捐款，帮助其解决医药费、丧葬费等实际困难。2008年10月24日，罪犯钟新丰在五华县被执行死刑。
（二）精神损害赔偿遭遇法律空白。在我国，现行法律只承认对被害方的物质损失赔偿，而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法律明文规定只有遭受物质损失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显得没有法律依据。故存在一种十分可笑的情况，例如，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如果侵害的程度较轻而不构成诽谤罪，被害人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如果侵害的程度严重而构成了诽谤罪，被害人反而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说，一方面，我们对强奸罪等侵害他人贞操权的行为，认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给予严厉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被害人人格上、精神上、经济上遭受的损害，却不能给予任何民事救济及补偿损失，抚慰其精神创伤。这是极不合理的。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用于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通过根据不同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这种可请求赔偿的民事侵权中的严重后果往往表现在侵权人会触犯有关法律，甚至刑法。而刑事犯罪行为通常是情节严重的人格侵权行为，这就形成了精神损害程度较轻的不可以适用损害赔偿，而后果严重到触犯刑律时同样法律规定不得赔偿。同时，这也会造成如被告人行为不以犯罪论处的，被害人所获赔偿反而较多的情形可能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这是立法上的不统一，不完善。
三、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属抚慰的实现
如何避免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属遭遇人财两空的现象，运用综合措施抚慰被害人家属,最大限度地为其抚平因犯罪而受到的伤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尝试设立犯罪赔偿金制度（名称暂定）和完善立法的形式破解目前的困局。
（一）设立犯罪赔偿金制度。目前,国家正在尝试实行被害人救助制度,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关规定，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用国家财政对特困被害人进行经济救助，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困难被害人的燃眉之急，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被害人救助制度也有其缺陷：一是救助对象十分有限，许多地方规定，救助对象仅限于特困被害人；二是救助金数额小。如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检察院与该区民政局共同制定的《刑事案件特困被害人经济救助实施办法（试行）》规定，救助金额最低为2000元，最高为5000元。对于少数特殊案件，在区检察院与区民政局协商后，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超出上述标准予以救助。可出看出，这样的救助金对于被害人家属来说是杯水车薪，难于解决被害人的实际困难。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探索尝试设立犯罪赔偿金制度来解决被害人经济赔偿问题，保障被害人家属能得到足额赔偿。笔者的设想是，犯罪赔偿金制度是一种将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统称在押人员）在关押期间所做的劳动成果收益积聚起来，投放到保险公司，使其增值，这样就有足够的资金满足所有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赔偿，法院判决后，罪犯无力赔偿的部分，被害人将直接从保险公司得到赔偿。这里能得到赔偿的不仅包括死刑案件，也包括其他各类案件。目前，在我国的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国家在剥夺了在押人员的人身自由的同时，也同时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他们在高墙里劳动改造，劳动的过程也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这部分财富一直以来被国家无偿占有。笔者认为，在大多被告人没有经济能力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情况下，国家可以考虑将在押人员在在押期间创造的物质财富拿出来赔偿被害人，这也是犯罪行为对犯罪对象承担责任的一种具体表现。为惩罚犯罪，加强犯罪行为人对社会、对被害人履行责任意识，将其在押期间的劳动成果收益也对被害人负责，将有助于解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经济赔偿问题，有助于预防犯罪，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二）加快立法步伐，完善法制。虽然我国立法上，目前还不承认刑事上的精神损害赔偿，但是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呼声很大，基本上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应该从立法上承认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以往观点认为，判决犯罪分子刑罚，剥夺其人身自由是最严厉的惩罚措施，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被定罪量刑，受到了制裁，这本身就是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力量在此时已最大限度保障了被害人的利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抚慰了被害人在精神上的损害，不需要用精神赔偿再次制裁犯罪者以补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但是，这种观念却全然忽视了遭受直接侵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犯罪既侵害了社会公众秩序，又侵害了具体的人，一行为触犯了数个法益主体。刑罚和精神损害赔偿是互补的，被告人被判刑是对国家承担的责任，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赔偿精神损失是对被害人承担的责任，目的是补偿被害人的利益，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对国家承担责任并不能弥补对被害人的侵害，不能混同。另外，在违法行为既触犯刑法构成犯罪行为，又违反民法构成侵权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只追究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或只追究侵权的民事责任，均不符合法律要求，而应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追究民事责任。诚然，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尊严等被犯罪行为侵犯后，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并不能全面消除被害人家属精神上的损害，也不一定就是对被害人最为有效的救济方式，而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法律智慧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通过金钱的损失赔偿达到精神上的抚慰，实现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抚慰，其抚慰功能是刑罚所替代不了的。
总之，法律应当“与时俱进”，在理论研究日益成熟，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顺乎民意，顺应世界潮流，从立法上确立刑事案件（包括死刑案件）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加快立法步伐，完善法律的不足之处，是依法治国的最基本要求，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民主法制进程的重要标志。


通讯地址: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邮政编码:514400